開篇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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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筑中國夢。走西口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人口遷徙事件之一。走西口，走出了一條發展之路、團結之路、繁榮之路。為進一步增進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蒙古日報社啟動“循跡西口”全媒體傳播活動。采訪組一行深入山西、陜西和內蒙古的17個旗縣市區，行程3000余公里，通過尋訪歷史印記，傾聽歷史留聲，講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故事。即日起，本報重磅推出行進式報道、手繪長圖等，展現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凝聚起團結奮斗的磅礴力量。

浸透著先人們悲歡離合的走西口，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人口遷徙事件之一。

為了躲避災荒、謀生糊口，無數晉、陜、冀等地的民眾穿越長城關口，跨過滔滔黃河，不畏艱險，走出“口外”，開拓生息于內蒙古中西部地區的長城腳下、黃河岸邊、茫茫草原。各族人民同氣連枝、相親互助、攜手奮進。

走西口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高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也把不懼艱難、努力拼搏的開拓精神弘揚傳承，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背井離鄉 遷徙“口外”

“清朝末年，山西遭了年饉，我們的先人在原地活不下去了，只好拖家帶口去逃荒，一根扁擔挑著兩個兒子，其中的老二正是我爺爺。”談及身世，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退休教師賀云飛回憶道，他的曾祖父一家從山西省洪洞縣遷徙而來，沿途乞討為生，曾祖母病逝在走西口途中。經過大半年的跋涉，才終于安定下來。

“那時候塞外荒地很多，他利用農閑開荒，光景一天天好了。”賀云飛說。

史料記載，走西口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明朝中后期，晉西北、陜北一帶遭遇大旱顆粒無收，許多民眾為了活命背井離鄉，遠走“口外”謀求生存。這一時期的走西口，還是零散的，不成規模的。真正形成大規模走西口的現象在清朝康熙年間，康熙批準開辟互市，又“準漢民墾蒙古地，歲與租籽”，進一步擴大了走西口的規模。同一時期，商貿繁榮吸引了大批商人走西口淘金，成就了幾百年晉商輝煌。清末“貽谷放墾”時期，大量“口里”人涌向西口外墾荒，一度多達幾十萬。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退休干部王尚貴的祖輩是北上來謀發展的。“我的祖輩王充公是乾隆初年從山西汾洲府臨縣墕頭村，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臨縣三交鎮墕頭村，通過走西口來到清水河縣喇嘛灣鎮樊山溝石嘴村、躍進村的。”王尚貴介紹，王氏一族是晉商中屈指可數的大戶人家，來到內蒙古的三大分支創辦了“永和成”“三德永”和“天元永”3個商號，在當時頗有名氣。

內蒙古科技大學包頭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郝建平介紹：“走西口的‘口外’，主要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和巴彥淖爾。通過走西口來到內蒙古的人群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明清朝廷派出的屯墾移民。第二類是逃荒出來的貧苦農民。第三類是到‘口外’謀求發展的旅蒙商。他們共同為開拓邊疆地區作出了積極貢獻。”

艱苦創業 謀求發展

呼和浩特市玉泉區得勝街，清代風貌的建筑群落雕梁畫棟，牌匾上“大盛魁”三個金黃大字格外醒目。這是展示大盛魁商號傳奇歷史的文化產業園。

大盛魁是當時歸化城最大的商號。大盛魁初設在走西口的重要關口殺虎口，由太谷縣武家堡的王相卿和祁縣城內人張杰、祁城村的史大學合伙創辦，后移駐歸化城，極盛時有員工六七千人，商隊駱駝近2萬峰。200多年的時間里，在內蒙古和國內其他地方設立的分莊、分號、票號、牧場、馬莊、羊莊和茶葉加工廠多達幾十個，經營物品“上自綢緞，下至蔥蒜”，應有盡有。“一個大盛魁，半座歸化城”的俗語流傳甚廣。

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離鄉、艱苦創業，他們給游牧地區帶來先進的商業文化，促進了西口之外經濟的發展。不少移民從事農業生產，將傳統農耕界線向北推移，使“口外”地區單一的游牧經濟發生變化，逐漸形成農牧并舉、各族人民聚居的發展狀態。

“走西口已經超越了簡單的經濟往來與人口流動，大量旅蒙商的進駐對內加深了各民族之間融合與交流，促進了民族團結，對外打開了一扇中國向北開放的窗口，其意義深遠。”我區著名作家鄧九剛說。

如今，西口之外的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等地正努力打造我國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

呼和浩特市培育形成乳業、光伏材料、生物醫藥、現代能源化工、大數據云計算、現代服務業等優勢產業，昔日的車馬集市變為日新月異的現代新城。

包頭市在發揮鋼鐵、稀土等資源優勢的基礎上，積極培育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老工業基地煥發新生機。

鄂爾多斯市全力打造“風光氫儲”四大產業集群，建設國家現代能源產業基地。

今日的西口之路上，公路鐵路縱橫交錯，現代循環產業的鏈條越拉越長。

你中有我 水乳交融

“三十里鳴沙，二十里水，五十里的山路我來眊妹妹你。” 在準格爾旗，有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漫瀚調，傳唱于鄉野山間、飛揚在眼角眉梢，寄托了人們對生活的理解和熱愛，同時唱出了各族人民相親互助的深情厚誼。

“走西口加強了各民族文化上的交融。漫瀚調就是大家在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漸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族歌曲等藝術風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種藝術形式；而廣泛流傳于晉北、陜北、河北以及內蒙古西部的地方小戲二人臺，更是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產物。”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草原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康建國告訴記者。

走西口者不僅帶來特色藝術，還捎來晉陜的特色美食。

山西省河曲縣蒸四碗等特色飲食傳入內蒙古西部，逐漸演變為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的“六六八八”宴、包頭市東河區的“八大碗”、巴彥淖爾市的“河套硬四盤”等特色佳肴。河曲人喜愛的酸粥、碗托等地方小吃，也在內蒙古西部落地生根，經過改良，添加各地風味小料、配菜，口味升華自成一派。

呼和浩特市民俗文化工作者曹建成介紹，在呼和浩特等地，人們心里的味道與醋息息相關，那種醋味兒是山西味道，吃燒麥、吃莜面都配醋料。很多晉菜隨著走西口落戶歸化城，成為呼和浩特的城市烙印。

在玉泉區，當年一條不足百米的街道名為晉陽樓巷，就是因山西菜館命名而來；還有祁縣人開的老字號“麥香村”飯莊，銅鍋仔、莜面墩墩、晉中剔魚子、拿糕、大同渾源涼粉滿足著南來北往人們的味蕾。

走西口對晉陜地區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產生了影響。走西口者為了耐寒愛穿老羊皮襖，現在的晉西北農村街頭，仍能看到一些老人穿著這樣的皮襖。晉西北人愛喝磚茶，煮磚茶時加點咸鹽，大碗大碗喝燒酒，大塊大塊吃牛羊肉，多是從西口之外的蒙古族那里習得的。

一段走西口的歷史已然走遠，但是歷史留下的印記在人們的口口相傳中綿延不絕。“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走西口帶來的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始終是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發展的內生動力。（記者 周秀芳 韓繼旺 哈丹寶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