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代內蒙古黃河流域的人類文明業已步入人類發展的新階段。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于新石器時代出現人類文明遺存，在文化內涵上與中原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雖然有一定的相同之處，但也存在差別，從而成為獨具地域特色的古人類遺址，這對于中國歷史尤其是史前文明發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內蒙古日報社《北疆文旅》專刊組，從內蒙古黃河流域文明曙光開始，深入挖掘梳理人類文明在內蒙古黃河流域的歷史軌跡，講好內蒙古黃河故事，更好地描繪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脈絡圖譜。

(相關資料圖)

早期人類文明起源

水緩波平沙千洲，萬古黃河恒自流。

黃河從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附近流入內蒙古境內，在內蒙古中南部的托克托縣附近，黃河從由西向東流淌改為由北向南流淌，成為陜西省與山西省的界河。

陰山山脈橫亙于烏蘭察布中部，習慣上將大青山灰騰梁一線以南稱為前山地區，以北稱為后山地區。前山分布著黃河水系、永定河水系及一部分內陸河水系，黃旗海、岱海等幾個較大的湖泊分布在此區域。

陰山山脈北麓發現的“裕民遺址”（今烏蘭察布市化德縣德包圖鄉裕民村東北25公里處），據考證距今約7000－8000年，此遺址發掘房址為圓形、方形、長方形的半地穴式，清理出土石器、骨器、陶器等多件組。同時具有打制石器與磨制石器，代表著這一時期內蒙古黃河流域舊、新石器時代的文明發展特征，反映了裕民遺址的獨特文化。

“裕民遺址”填補了中國北方草原地帶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過渡期考古學文化的空白，也再次證明了內蒙古黃河流域人類文明演進的持續性和完整性。

從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體現出人類文明的巨大發展進步，對此，著有《全球通史》的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曾說：“當人類成為食物生產者時，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在人類面前，使人類的眼界大為開闊；從此，人類告別了舊石器時代，跨入了新石器時代。”

在內蒙古中南部，黃河兩岸沖積平原與烏蘭察布境內的黃旗海、岱海等地區，在史前人類文明早期就存在地理區位上的密切聯系。充沛的水源與河流兩岸沖積平原的沃土使得內蒙古黃河流域成為早期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且近代以來的考古發掘也逐漸揭示出該區域在史前人類文明之間的聯系。

“溫暖期”的生存業態

大河湯湯，華夏泱泱。

在距今6800年左右，烏蘭察布市的涼城縣岱海地區出現了仰韶文化人群，主要來源兩種文化類型的人群遷徙，一是分布在河北省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后崗類型，是沿太行山東側北上，再溯永定河及支流桑干河、洋河西進，視為“中國最早的走西口”。

遷徙到內蒙古地區的另一支史前人類，是分布在渭河流域的半坡類型，他們通過黃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到達內蒙古中南部。這兩支不同類型的文化最終在岱海地區相遇，經過碰撞和磨合，發展成為這個地區穩固的新居民。

在華夏文明起源階段，人文最早的始祖伏羲、女媧和人文初祖炎帝、黃帝，都是率先發源于渭河流域，并延伸至黃河流域。

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人竺可楨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書中寫到，從氣候角度來說，仰韶文化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氣候溫暖期，這個時期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溫度較現在平均高出約2℃，1月份平均氣溫也較如今高出3℃-5℃。

根據中國科學院黃土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所做調查報告《黃土高原地區土地資源》表明，黃河在內蒙古地區南流形成的沖積平原，地質構造屬山西背斜與內蒙古地軸相接之過渡地帶。在此帶內，巖石平緩，黃土覆蓋較厚，故這一區域也是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重要農耕區和人類文明興盛區。

中國著名農史學家張芳、王思明所著《中國農業科技史》中這樣表述，在新石器時代內，內蒙古黃河流域的人類文明進入繁榮發展的全新階段，主要體現在原始農業的產生與逐步發展。原始農業的產生是新石器時代最為重要的標志，著名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稱之為“新石器時代革命”。由“攫取經濟”的時代跨入到“生產經濟”的時代，這在人類的發展史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原始農業雛形

滾滾黃河奔騰不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

大黑河是黃河在內蒙古自治區境內最大的一級支流，它從今烏蘭察布市卓資縣以東的大青山山地發源,從東北向西南越山麓、過丘陵一路蜿蜒迂回，流向土默川平原，于托克托縣的河口鎮匯入黃河，大黑河流域北緣以大青山為分水嶺，東和東南與黃旗海和岱海水系相隔。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紅臺坡遺址是此時期較具代表性的人類文明遺址之一。紅臺坡遺址位于涼城縣岱海以東的丘陵之間，據考證距今約6530－6440年，經國家及自治區考古學家多次大規模發掘并整理出系列考古與研究成果，為進一步揭示新石器時代內蒙古黃河流域的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歷史參照。

“紅臺坡”下、“石虎山”Ⅰ、Ⅱ兩個遺址，岱海地區發現時代最早的遺存，此后又在這一區域相繼發現了多處古人類遺址，被學界稱為“岱海遺址群”。

“岱海遺址群”所在的岱海盆地（今涼城縣境內）是內蒙古臺地的一部分，境內的主要河流是黃河、永定河、岱海的支流，其中以岱海面積為最大。

岱海盆地較為優渥的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及岱海所提供的水源優勢，奠定了古人類選擇在此生存的自然基礎。

“紅臺坡遺址時期的人類生存時段跨越了新石器時代的較長階段。”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結合出土器物分析說，“紅臺坡”下的年代約相當于中原地區“后崗一期文化”，遺址內出土的石斧、紅頂缽及陶器中夾雜較多云母片，陶器裝飾流行刺紋和指甲壓印紋等，均明顯具有中原地區文化特征。

距今約6500年的“后崗一期文化”由考古學家張忠培首先提出。張忠培在《后崗一期文化研究》中將豫北冀南地區的后崗類型從仰韶文化中劃分出來，并與山東半島、晉中北以及河套地區的文化遺存合為一體，稱為“后崗一期文化”。

紅臺坡遺址發掘出土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出土石器中的石磨棒、石磨盤、石斧、石鏟等均為典型的農業生產和加工工具，這也說明當時此地區的農業生產已經發展到一定水平，據此可知內蒙古黃河流域的原始農業在“紅臺坡”時業已出現，并有所發展。

遠古的“家”誕生

距岱海約2.5公里的石虎山遺址地處王墓山北坡岱海南岸山地丘陵的頂部。經內蒙古自治區考古研究院專家考證，石虎山文化遺存，時代分別相當于新石器時代中期、晚期和春秋戰國時期。

經考古發掘發現，圍溝、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墓葬、石制農業生產和狩獵工具……這都反映出其經濟結構在當時為農業和狩獵，同時此地區的居民生活趨于定居。

魏堅主編的《內蒙古烏蘭察布市新石器時代遺存發現與研究綜述》中如此判定內蒙古黃河流域遠古人類的生存業態：遺址內出土的細石器比例雖然不大，但一些用于捕獵的器具表明狩獵業仍然存在。因而當時的經濟形態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兼有狩獵業的復合式生產方式。

另外，從發掘出土的牛、豬、黃羊等動物以及少量的鯉科魚類的咽齒標本可知，此地區雖然存在著漁獵經濟，但是以家庭飼養的豬、狗等牲畜為最多，這也表明當地定居式農業生產方式的逐漸形成與穩定。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的農業發展水平極為有限，采集漁獵經濟仍舊占有相當比重，是人們維持生存的重要補充。

從生存狀態而言，石虎山文化聚落遺址的數量和規模都非常小，遺址間的面積差異不明顯，這反映出當時屬于平等社會狀態。

距今5800－5000年的廟子溝文化的發源地是以黃旗海與岱海為中心，與黃河流域早期人類文明也存在密切聯系。遺址內出土的石磨盤、石磨棒應該是當地人類文明初期糧食加工的具體表現；石紡輪、骨錐、石鑿、石鉆等紡織、生產工具的出土，說明當時已經有了簡單的紡織業和手工業。

此外，從廟子溝文化遺址發掘的房址布局來看，以部落為主體的中心大房址的聚落形態，表明社會組織形態或許已經進入更小的氏族和家庭發展階段。

每座房子基本都擁有成套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不同年齡和性別的人同處一室或同葬一處的現象，說明了這些房址和成員之間可能有著更為密切的血緣和親緣關系，也反映出它很可能是更為穩定的父系氏族家庭形態。

中國近代社會學家楊懋春曾指出，到了新石器時代，人類已逐漸有了成形的家庭與家庭生活。其意即男女有了夫妻關系后，就愿意并實行找個山洞居住生活在一處。如女人懷了孕，生了孩子，男人更要保護她，負責為她及孩子尋求食物，于是一個住在山洞中的小家庭形成了，等到有了農業，農業使這個家庭更穩固。

家庭——這個被當今學術界視為構成社會最小細胞的組織在新石器時代業已形成，家庭的發展歷史也由此開始。廟子溝文化時期也可被視為內蒙古黃河流域早期人類文明中家庭的起源階段。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新石器時代的中華大地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如同“滿天星斗”,共同開創了中華文明的源頭。黃河流域早期人類文明無疑也是“滿天星斗”中耀眼的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