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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昆成（華中師范大學）

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寫道：“群眾，——尤其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后走不幾步，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這說的是一種“看客”心態，一百年后，公元二〇二三年的今日中國，這種現象卻還始終存在著。

6月29日，蘇州一男子站在樓頂欲輕生，一名大爺站在樓下，對著樓頂男子喊罵“不跳不是人”。而后輕生男子跳下，當晚不幸身亡，該大爺沈某（67歲）也被當地警察局依法行政拘留。（7月1日 央視網）

看熱鬧的人，自己也成了熱鬧。“看”與“被看”之間，并沒有風景獨好，而是存在著一個荒蕪的精神世界。梁曉聲《看客中國》中將“看客”概括為兩種，一種“麻木不仁已無沖動可言”，一種“惟恐天下無亂”，“倒賣起血饅頭，如同稀貨販子在鬼市兜售稀貨”。無論是冷漠無情的看客，還是幸災樂禍的看客，擁有的是一種動物的獸性的感官，擁有的一種“人吃人”的精神。他們不但不去解決矛盾，反而為矛盾的激化而奔走相告。

觸犯到法律紅線的“看客”可以用道德譴責、法律懲治，但是那些藏在陰影中的更多“看客”又該如何治療呢？法律固然重要，法律的存在可以為社會規范和道德價值提供保障，法律的嚴懲可以起到威懾作用，警示公眾不能參與或助長這種“看客”行為。但法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盡可能將那些觸碰到法律紅線的“看客”收入法網之中。只要生長“看客”的土壤始終存在，那么“看客”就會有如韭菜般一茬一茬地生長。

治療“看客”在于治療國民之“愚”，治療國民之“愚”在于國民教育。“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是魯迅寫在《吶喊·自序》中的。如果說法律是割除“看客韭菜”的鐮刀，那么教育就是改變“看客土壤”的農藥，是改善國民精神世界的慢效藥。

在一切互聯的環境下，“看客”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劉學州、“粉發女孩”、武漢“校內碾壓致死”男童母親……他們的悲劇猶在眼前。網絡時代的一些新的“看客”，自認為是福爾摩斯，仿佛擁有上帝視角，將人肉、“鍵盤俠”的本領用到了受害者的身上。其中還有一些表演正義的“看客”，由名而利，吃著新時代的“血饅頭”，這樣的“看客”較之冷漠無情、麻木不仁的傳統“看客”還要冷血。就比如男童母親一事件中，百萬粉絲大V“鄂有正能量”非但沒有安慰受害者，反而化身“鄂有惡能量”，質疑男童母親只是想要“多要點賠償”而鬧事。其中還有與其一起網暴的公眾號，在網暴受害者之后，又來表演正義指責網暴者。相較之下，“袖手旁觀”竟也可成為一種美德。

對于“看客”，譴責是不夠的，法律也是不夠的。在網暴者被禁言、被懲治之后，眾人發表一番感言之后，往往又是“一地雞毛”。很少會有人去注意在網暴之后、出頭的“看客”之后，去幫助那些受到“看客”心態影響的個體重新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不騙人”。在“看”與“被看”之間，沒有一個人能夠袖手旁觀，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事外。

教育，教“愚”。“愚”是在于精神性上的，而不是在于知識性上的。中國人之間沒有“看客”與“被看”的區別，沒有人天生就是“看客”。所以我們的教育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把精神與德行擺在知識的前面。我們的語文教材把魯迅的文章作為重中之重，對“看客”心態的危害進行深入解讀，并引導學生認識到這種心態對個人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消除“看客后遺癥”需要法律，需要《刑法》，需要《民法典》，更需要法律和教育兩者共同發力，需要全中國同胞們的努力和包容。一個更加包容的社會，一個能給予受到“看客后遺癥”影響的個體自我改變的機會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看客”勢必會越來越少。